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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建立健全早期投资激励与容错机制，破解“不敢投、不会投”困境。针对早期项目、高风险项目投资顾虑较多，以及市场对硬科技项目筛选识别能力不足等痛点，引导基金应率先在制度层面建立与早期投资规律相匹配的激励与容错机制，在考核导向上更加注重组合绩效和长期政策效果，弱化对单一项目阶段性盈亏的刚性约束。一方面，应合理拉长绩效评价周期，将科技成果转化、技术突破、产业带动和社会效益等指标纳入综合评价体系，增强基金管理人支持原始创新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应在严格合规和风险可控前提下，明确“尽职免责”的适用边界，对因技术路线判断失误、市场变化等非主观因素导致的投资失败予以容错，避免简单以结果倒推责任。通过形成“敢投、能投、投得久”的制度环境，引导更多长期资本进入早期科技创新领域，切实提升政府引导基金支持创新源头的能力。

　　四是积极探索多元退出路径，为行业积累可复制经验。引导基金应在坚持市场化原则的前提下，率先探索更加多元、灵活的退出方式，增强应对不同发展阶段和市场环境的适配能力。一方面，应系统支持并规范并购重组、股权转让、回购安排等市场化退出方式，推动形成以产业整合和长期价值实现为导向的退出生态，减少对单一上市渠道的路径依赖；另一方面，应在基金设立和投资阶段即明确退出安排和预期，引导被投企业及管理人合理规划发展路径，降低退出不确定性。同时，通过完善退出期管理机制和信息披露机制，提高退出决策的透明度和效率，促进财政资金及时回流和滚动使用，从而增强政府引导基金支持科技创新的能力。（作者：潘教峰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