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体育官方网站,米兰体育平台网址,米兰体育官网链接,米兰体育app下载网址,米兰,米兰体育,米兰集团,米兰体育官网,米兰体育app,米兰体育网页版,米兰真人,米兰电子,米兰棋牌,米兰体育APP,米兰体育下载,米兰体育APP下载,米兰百家乐,米兰体育注册,米兰体育平台,米兰体育登录,米兰体育靠谱吗,米兰平台,米兰比賽,米兰买球

　　，2022；胡雨濛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25年8月）是一部以独特视角和宏观与微观史料相结合来研究此期德国历史的史学著作，在众多的同类著作中有自己的鲜明特色。作者自述“叙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对20世纪历史高屋建瓴地概览，也不是全局复盘，更不是宏大叙事，而是试图展现被称为20世纪的这片破裂景观中的峭壁和山尖、小径和大道、沼泽和鸿沟”（前言，4页）。因此，这种“展示历史碎片的愿望也体现在本书的行文结构中。本书根据时间顺序从1918年革命开始，一直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纳粹统治结束，但展现的并非一段连续发展的历史。书中的12个章节分别聚焦12个特定的历史年份。受到丹·迪纳（Dan Diner）的著作《理解20世纪》的启发，我试图不用看似合理的内在逻辑去书写德国历史，而是从边缘、底层和外部来观察它”（同上，10页）。

　　在这里提到的日记也正是该书运用史料的一个重要特点。书中运用的日记史料包括来自凯绥·珂勒惠支（Kathe Kollwitz）、奥斯卡·马里亚·格拉夫（Oskar Maria Graf）在内的众人，作者认为这些日记所讲述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条贯穿1918年至1945年这一时期的主线。比如来自汉堡的路易丝·索尔米茨（Luise Solmitz），成长于中产阶级商人家庭，结婚前在国民学校当老师，她的日记从1905年一直写到1973年，记录了她对政治发展的观察和评论；马蒂亚斯·约瑟夫·梅斯（Matthias Joseph Mehs）在维特利希小镇（Wittlich in der Eifel） 经营一家天主教小旅馆，1929 年当选为市议会议员，他的笔记记录和思考了在维特利希及周边地区发生的政治事件，准确而形象地说明了纳粹是如何在这个以天主教为主流信仰的地方取得成功的；作家维克多·克伦佩勒（Victor Klemperer）在纳粹时期的日记十分全面，常被后人引用；威利·科恩（Willy Cohn）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他的日记记录了德国犹太人当时的窘境。威尔特在运用这些日记作为基本史料的同时，也清醒地看到不应把日记中的“我”理解成一个真实客观的记录者。他指出：“日记的即时性无可替代，因为与事后撰写的回顾性报道相比，日记记录的一般就是前一天的事情、感受和想法。写日记的人并不知道事态的发展走向。写作者也远不仅是时代的记录者，他们整理自己的感受并用特别的方式将其记录下来。即便像维克多·克伦佩勒这样的作家坚持认为他的日记是历史的忠实记录，但其笔记仍然是一份关于个人、工作和政治事件的综合记录，包括对自我的反思、对‘我’与外界关系的定位、为了理解‘世界’所做出的尝试，以及为了让‘我’成为有自决权利的主体而做出的努力。”（同上，7-8页）史学界在有关日记作为史料使用的研究方法讨论中，对于日记的客观性与主观性都有过很多论述，但是威尔特这里所指出的日记对于写作者来说具有“为了让‘我’成为有自决权利的主体而做出的努力”的作用，这是从纳粹统治前后这一特殊的历史语境中总结出来的日记写作特征，很有现实意义。

　　现在应该回到“破裂年代”（“Zerborstene Zeit”也可译作“破碎的时光”）这个书名上。从直观上看它指向了历史时光中的破裂与碎片，指向了整体历史的激烈动荡中的非连续性和无数个体的裂痕。但是作者自己对选择这个书名有更深刻的阐释：“我选择《破裂年代》作为书名，旨在强调我们无法再将20 世纪建立在一个将事件、行动和感知统一在匀速流动的时间流里的时间概念上。”（前言，14页）因此，破裂、破碎指向的是时间概念和时间感受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这首先是来自如日记等自述文献中表达的众多声音“要求我们认真对待这个时代的时间多样性，考虑不同的时间感知和时间秩序”。威尔特接着以1918年的德国革命叙事为例，说明在不同行动者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时间秩序：陆军最高指挥部迫切希望在几天之内达成停战协议、帝国内阁与美国总统之间由于照会往来而被延长的对话期、要求威廉二世退位的呼声急速蔓延，最后是革命者们必须找到起义的正确时机的紧张时刻——所有这些时间秩序都决定了1918年下半年的历史事件（15页）。很显然，不仅是在历史中的行动者、创造者之间有着极为不同的时间秩序与感知，在普通人的命运中同样充满了时间感知的差异性。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人类第一次面对机械化的毁灭性武器和工业化生产的战斗方式所产生的瞬间死亡，还有1923年发生的经济恐慌使原有的财富在短时间就蒸发，资产阶级价值观在恶性通货膨胀的漩涡中被击碎……所有这些都带来了时间的危机感。“人们感受到当下的孤独和迷失，过去无所依凭，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时空破裂成为人们对20世纪欧洲的共识之一。”（同上）

　　因此，在“破裂年代”这个书名的背后是一种变化中的史学观念。“从以前将德国历史视为一个整体，到后来人们认识到20世纪历史的多元性、多样性以及多重时间性，这一史学观念的发展变迁贯穿本书全文。本书不会将德国历史总结为某种范式。相反，由于20世纪动荡不安，所以其裂痕和不连续性都应当被呈现出来”（3-4页）。从在历史中行动的人的时间感知与诉求到历史研究者观念中的历史时间的多重性、破裂性，这是重返历史语境必然得出的历史研究史观，由此而实现某种程度的视角转换：没有什么绝对地统领历史发展的英雄，无数的历史行动参与者以各自不同的时间感知影响着历史的进程，威尔特说这就是我们来到的二十一世纪人文社科所强调的“后英雄阶段”。

　　由此更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当我们重返“破裂年代”的时候，应该特别关注的是在历史动荡中的不同人群对历史、现状和未来可能性的认识、思考和选择——“他们根据什么经历去评估现状？对他们来说，什么是重要的，什么不重要？他们对未来有什么期许？他们的大局观和想象力如何？他们从自己的行动中得出了什么结论？……通过思考这些问题，我们才能了解当时他们做出的选择、他们行动方案的可行性和替代方案……”（5页）在历史中的普通人视角中，对于时间秩序的感知和选择性思考对于其命运变化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在今天人们回顾历史的时候，有些问题的提出所依据的其实是一种历史的后见之明。“例如大家常问，为什么很多德国犹太人在1933年后仍没有离开这个国家？这个问题就是在我们已经知道奥斯维辛和大屠杀的情况下回溯过去才产生的。”（同上）

　　对于“为什么很多德国犹太人在1933年后仍没有离开这个国家？”这个问题，威尔特的回答很概括也很残酷：虽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生活在德国的犹太人正在经历着反犹主义歧视和被剥夺公民权利的事件，但由于此时的德国已有超过百年的大家庭传统，有过十九世纪的犹太公民解放运动，已经走在法治和民主的进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犹太人的仇恨能发展到系统性大规模屠杀的程度，是几乎无法想象的。因此，有很多人仍然认为他们可以找到某种方式在这种对犹太人的歧视中生存下去——更让人感到悲哀的是，他们认为既然带有歧视性的条款已经被法律明文规定下来，那么只要遵纪守法就能继续生活。随后11月发生的“水晶之夜”事件（November pogrome）爆发，可以说明他们的善良期待是多么不切实际，以及纳粹政权对他们的迫害是多么暴力和激进。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几乎已经没有人可以逃脱被毁灭的命运（5-6页）。这的确是历史上几乎所有大规模迫害事件中的受害者心理逻辑：都已经这样了，我们都已经如此被改造、被驯服成这个样子了，还要怎么样？没想到的是由时间作出的回答竟然是那样的残酷，个体命运将会是那样的悲惨。

　　类似“为什么……在……年之后仍然没有离开这个国家？”“为什么在……年还要回到这个国家然后……”这类问题非常残酷，当几十年后幸存者回首往事的时候，常常会对生命的无辜牺牲有一种锥心之痛，用威尔特引述的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1964 年与君特·高斯（Gunter Gaus） 的对谈中提到奥斯维辛时的那句话就很能代表那种心情：“一切别的事情都能找到某种方式弥补，就像任何政治错误都能通过某种方式弥补一样。但这件事不行，这件事根本不该发生。”（8页）那么，根本不该发生的事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历史学家在对纳粹帝国的研究中对此已经说过万语千言，如果从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在时间视角中的心理变化来看，恐怕首要因素就是欺骗性的宣传带来的错误认知和在行动选择上的时间失误。

　　威尔特在书中对纳粹党人的欺骗宣传有很多深刻的分析，在纳粹帝国史的这面后视镜上闪烁着很刺眼的光。他指出：“纳粹党的宣传特征是暴力、，以及通过媒体呈现演讲和图像，其目的并非政治启蒙，而是激发观众的情感和服从意愿。演讲活动是他们整个政治工作的基础。……纳粹党的第二个重要宣传方式是冲锋队在城市街头和各乡镇进行宣传。……这种大规模的活动和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表达，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组织的产物，旨在彰显纳粹的权力和优越性。复杂的问题被他们浓缩成简单的口号和明确的象征符号。”（265-266页）宣传的目的不是政治启蒙，而是激发情感和服从意愿，说得非常准确。在纳粹宣传中对希特勒的领袖崇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尽管纳粹党高层和冲锋队高层之间还存在政治斗争和权力纠纷，但没有人敢动摇希特勒的“领袖”地位，他象征着不同族群谱系的团结统一。自1926 年以来，“希特勒万岁”这一问候语成为纳粹党内部强制性的礼仪，此前它只是被零星地使用，不是固定礼仪。从1932年4月到11月纳粹党组织的“希特勒飞越德国”活动使希特勒通过飞行出席了一百四十八场大型集会，创造了一个盘旋在人民上空的神话般的救世主形象。在路易丝·索尔米茨的日记中记载着这样的情景：“……这一刻，人们用咆哮喊出内心的喜悦。希特勒在一旁静候人们结束呐喊。然后他开始演讲。主旨是：各个政党应该凝聚成一个民族，德意志民族。……演讲结束时，掌声和喊叫声响彻云霄。希特勒致意并致谢，《德意志之歌》在广场上回响……我们所有人就这样带着深刻的信念仰望希特勒，他对我们来说是援助者、拯救者，是带我们走出巨大困境的救世主。他把普鲁士的王公贵族、学者、牧师、农民、工人、失业的人们从各个党派中解救出来，组成一个民族。往前走吧，希特勒，做你想做的事！”（268页）

　　美国记者、写出那部名满天下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帝国史》的威廉·夏伊勒（William L．Shirer，1904-1993）从1934年初开始先后为赫斯特的通讯社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做柏林驻站记者，他很快就敏锐地发现纳粹政府正利用宣传来欺骗人民，强化法西斯极权统治。他在自己的广播节目中一边应付德国审查员和美国新闻主管的压力，一边尽可能地揭露纳粹的欺骗宣传，可惜能听到他这个节目的人太少了。应该说，纳粹党人深谙宣传的不二法门就是通俗与渐进、重复与坚持、欺骗与劝服，宣传的口号需要以永恒、绝对、神圣作为包装。但光靠宣传口号还是不够的，还要有各种临时政策作为迷惑人心的手段。波兰作家尤斯图斯·罗森堡（Justus Rosenberg，1921-2021）作为幸存者在回忆录中谈到了犹太人对于纳粹帝国专制暴行的发展程度以及性质的认识与心理变化过程，很能说明宣传与温和政策相结合带来的欺骗性效果。虽然纳粹党人在1932年就取得了但泽立法议会的最多席位，但是由于但泽自由市的特殊性质和作为国际港和金融中心的角色，他们不得不在政策和意识形态上装出一副温和面孔，这种情况持续了五年。应该说这种欺骗性对于很多犹太人来说是有效的。1937年初，但泽的纳粹分子开始对犹太商人采取迫害行动，但是罗森堡的商人父亲仍然不相信他们的行动代表了官方政策的改变。直到有一天纳粹分子在街上砸烂犹太人商铺、罗森堡突破重围跑回家里报信的时候，他仍然不相信事情已经发展到那么严重的地步（尤斯图斯·罗森堡《抵抗的艺术：我在法国地下抵抗的四年》（徐芳园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5页、32页）。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在事态的急速发展与认知的麻木与迟缓之间的强烈反差。

　　1936年夏天由纳粹德国主办的奥运会更是上演了一出纳粹党人国际性欺骗宣传的好戏。威尔特在书中指出，纳粹高层很早就意识到奥运会的宣传价值，并着手进行准备工作。奥运场馆的建设是纳粹政权上台后的第一个大型建筑工程，体育场、阅兵场、露天舞台、奥运村等建筑群规模宏大，从西边的市政厅到东边的奥林匹克体育场之间的“胜利大道”（Via trumphalis）彩旗招展、花团锦簇；通过海报、小册子、报刊、广播、电影以及一支由三辆卡车组成的“奥运车队”在近百个地点巡展，三千多名跑者以接力的方式将奥运圣火从希腊的奥林匹亚途经欧洲七个国家传到柏林，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认可；由防空探照灯形成的“光之穹顶”（Lichtdom）搬到了奥林匹克体育场，莱妮·里芬施塔尔受到委托拍摄一部宏伟的奥林匹克电影，奥运会中的美学设计和纳粹党的宣传理念完全吻合。更具欺骗性的是在奥运会期间所有反犹禁令、标志和煽动性海报被拆除，国际知名的犹太人运动员能够进入运动队参加竞赛。此时在柏林担任驻外记者的威廉·夏伊勒说他的美国同事对奥运会的组织工作印象深刻，而他则很担心纳粹的宣传成功地让大家被他们营造出来的假象蒙蔽了。但与此同时，种族迫害和政治恐怖仍然在继续。政府希望游客看到的柏林是一座“整洁”而“干净”的城市，因此在此期间驱逐、逮捕了大量“社会不良分子”、辛提人、罗姆人和吉卜赛人（348-351页）。维克多·克伦佩勒在他的日记中说对于即将结束的奥运会感到双重厌恶：一是对体育运动过于吹捧；二是它不只是体育活动，更是一项政治工程。“他们一直在向民族同胞和外国人灌输这样的观念：在这里可以看到第三帝国的复兴、繁荣、新面貌、团结、稳定和荣耀，当然还有包容整个世界的第三帝国精神。”（352页）看来，即便是在当时的语境中，也还是有人能够看穿纳粹宣传的政治本质。

　　纳粹党人当然希望通过宣传使人民信服，但是心里知道无法让所有人信服，因为假如没有不信服的自由，所谓的信服必定是假的；因此宣传的效果不必都是内心信服，只要口头驯服甚至沉默也行，只要人们知道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就行。威尔特在分析维特利希的地方纳粹党人如何取得权力斗争胜利的时候，对相关问题有过精彩的论述。他指出在权力争夺中，“纳粹党的重心并不在于证明他们比其他政党在服务公共利益方面做得更好，而在于重塑公众。他们强烈要求公众认可新政府，认可‘新德国’，旨在塑造公众的归属感。人们高举纳粹旗帜，对希特勒、兴登堡和新政府欢呼三次，这些是否出于大家内心的信仰并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他们在公共场合做了这些事。通过这种方式，一种表面的、对外可见的‘民族共同体’共识产生了，进而对那些（还）没有参与其中的人继续产生影响。通过迫使梅斯和其他当地的政客做出象征性的立场表态，纳粹党成功地让公共舆论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改变了。一方面，在那个年代，因为拒绝他们而被污蔑成反对派甚至公敌的危险太大了。另一方面，表现出对纳粹的归属感，也使得人们可以在不立即改变内心立场的情况下加入纳粹建立的排外的共同体中——正如历史学家雅诺什·施托伊韦尔在他对纳粹统治头几年的日记中分析的那样。”（299-300页）因此，纳粹宣传所追求的真正效果也就很清楚了。

　　在这一年人们的日记中有不少关于经济危机到来给生活带来灾难性影响的记载。1923年1月17日，路易丝·索尔米茨在日记中写道：“1美元等于18000马克！！天哪，那些领养老金的人怎么生活！病人和没有工作的人怎么生活！”一周后，她写道：“36000或42000马克兑1美元！！……在慕尼黑，第一次有老人因为买不起棺材被装在纸袋里下葬。”（122页）在这时候，社会、靠养老金生活的退休人员或战争伤残者无法抵抗通货膨胀，货币的全面贬值也影响了工薪阶层，到了发薪日如果不赶紧在当天拿这些百万大钞去换一些面包、牛奶等基本食物，第二天就只能后悔。许多公司不得不开始每天向工人支付工资。塞巴斯提安·哈夫纳描述他的父亲在拿到月薪后的行动：先去买一张地铁月票，然后开出支票用于支付房租和学费；第二天凌晨四五点全家就打车去批发市场，拿剩下的钱购买土豆、火腿、奶酪和其他不容易变质的食物，他们要靠这些度过接下来的四个星期（123页）。

　　接下来，威尔特深刻地阐述了经济危机带来的社会影响：“通货膨胀不仅摧毁了现金储蓄，还动摇了对资产阶级社会无形价值有效性的信仰。人们对社会衰退的担忧加剧了，对自由社会美好愿景的怀疑甚至厌恶与日俱增。”（124页）有研究者指出，通货膨胀时期比其他任何时候都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对抗关系，都要相互竞争生存的权利；要自救就意味着自私、无情和暴力。于是，“自由主义的信条，即建立在个体自由和自我发展基础上的社会秩序、不受约束的市场和不干涉经济的国家，在这场危机中都显得极为虚伪和致命。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共同体的形象则变得越发光彩夺目……于是，构建反自由主义的民族秩序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125页）。这就是这一章的标题“紧急状态和民族共同体”所表述的关键内容，也就是民主社会向时代急剧转变的前奏。纳粹党人正是在这种局势中极力煽动反犹主义，在欧洲历史上的反犹传统和现实经济危机中相当部分犹太商人的形象——“他们穿着无尾礼服，配备着各种奢侈品、香槟、跑车，身边还有短发女郎相伴”的多重刺激之下，大部分德国人无法抵御反犹情绪的蔓延。